联合国大会首个“可持续发展周”开幕

而从立法过程和现行规定来看，迄今也尚无定论。

需要指出的是，民法典第1037条没有规定适用删除权的兜底条款，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也可以删除。笔者认为，此时应当考察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同时构成信息处理者，在第三人提供信息的场合，信息处理者是该第三人，网络平台并非信息处理者，此时，信息主体无权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请求网络平台删除其个人信息。

〔42〕Michael L. Rustad Sanna Kulevska， Reconceptualiz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to Enable Transatlantic Data Flow， 28 HARVARD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349， 365 （ 2015） . 〔43〕〔44〕See Viviane Reding， Vice President， Eur. Commn， The EU Data Protection Reform 2012： Making Europe the Standard Setter for Modern Data Protection Rules in the Digital Age 5 （Jan. 22， 2012）. 〔45〕See John Schwartz， Two German Killers Demanding Anonymity Sue Wikipedias Parent， N.Y. Times， Nov. 12， 2009， at A13. 〔46〕〔47〕See Jeffrey Rose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64 Stan. L. Rev. Online 88 （2012）. 〔48〕参见刘文杰：《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48 〕我国现行法没有对被遗忘权进行具体规定，对删除权与被遗忘权的关系，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15 〕该理论已经被两大法系所认可。所谓权能是为权利所包含的尚不能独立的权利的功能。〔2 〕民法典第1037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

的确，侵害删除权虽然可能导致行政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删除权就是公法上的权利。第二，基于公共利益的处理超出合理的范围。后者指法律框架外出现的非常状态，此时已彻底无法可依。

例如在1974—2008年间，英国有30余部法律经由快速立法程序通过，以应对北爱尔兰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恐怖袭击、犬伤人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等，通过时间均在一至数天内。金国兴：《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情境不同，结果完全可能相反。《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制定本法。

[17]See HL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5. [18]前注[8]，龚祥瑞、陈国尧文，第37页。简言之，例外仅发生在通常的法律手段已无济于事时。

[56]十余年来，法学界的主要精力聚焦于统一紧急状态法的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既有立法的完善、应急预案法定化等细节议题[57]，缺少对应急立法的整体关注。民法、刑法中，紧急避险体现了必要之法的原理，但为何构不成民法、刑法之基本原则？这是因为民法、刑法上的紧急避险仅是一种抗辩事由，只在侵权责任或违法性认定的环节起作用，而不像行政应急性原则那样对含括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的整个行政法体系发挥统率和指引功能。非常态下，基于公共利益之必要，行政应急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违背常态下的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进行应急，但须接受事后审查，如此方能确定是否免责。[53] 上文论证了行政应急性原则符合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式和实质标准。

马怀德：《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几点建议》，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85]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行终37号行政判决书。其次，行政应急性原则的适用方式包括事前和事后两个面向。陈锦辉：《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21-137页。

例如200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规定，对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而采取的各类具体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书面告知暂不予受理。第三，裁量限缩，即对应急立法扩张的行政裁量展开约束。

我国行政法上，后者一般包括避免偏私、行政参与、说明理由等要求。法院认为：根据《防洪法》第42条和《河道管理条例》第36条，只有防汛指挥部才有权组织强行清除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乡政府无此权力，按照行政合法性原则，实属越权违法。

但法院认为：上林工商质监局在实施无害化处理的过程中未对猪皮进行鉴定存在程序违法，但根据行政应急性原则，在特殊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或与通常状态下法规定相抵触的措施。同时，根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14条，各级人大常委会可对本级政府提交的专项工作报告提出审议意见或作出决议。[12]此后，罗豪才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论著中采用行政应急性原则的措辞，但含义与龚祥瑞先生的理解无异。最后，行政应急性原则的适用意义蕴含保权和控权两重价值。因此，单纯的违法应急绝非行政应急性原则之体现，而是其悖反。[7] 二、行政应急性原则之内涵 行政应急性原则由龚祥瑞先生1987年发表的《行政应变性原则》一文所首倡。

[83]参见前注，林鸿潮文[80]，第133-134页。新冠疫情爆发后，快速立法程序更是被广泛应用。

[67]自21世纪初起，就有论者呼吁我国应急立法应明确不可克减权利[68]，但至今仍是一种学理主张。[76]给应急立法配备日落条款的理由是：事前面向的行政应急性原则变法外为法内始终蕴藏着变例外为常态的风险。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事后审查机制在实践中往往被束之高阁。根据行政应急性原则，这两部法律的立法目的条款也需要调整。

[54]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20-121页。第三，行政应急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这对应急立法本身的程序、内容和效力具有整体、宏观上的指导意义。一个典型案例是：1999年7月19日，湖北省防汛指挥部宣布全省进入紧急防汛期。

就实质标准而言，行政应急性原则体现了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和基本矛盾。[39]形式标准包括三项：法律性指行政法基本原则具有规范性，而非纯粹的理论或原理，可以据之作出合法性判断，由此区别于行政管理原则。

[11][英]戴雪：《英宪精义》（卷6），雷宾南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页。上述两点特征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借用哈特著名的两分法[17]，例外性可视为初级规则，揭示行政应急性原则适用场景的实质内容。

田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乡政府违法。以传染病应急管理为例，在近半个世纪中，我国相关法律都只规定了政府的应急权力和公民的服从义务。

例外法模式（extra-legalities model）主张应急之时无法律，承认违法应急之必要性，但要求对之进行事后审查。[19]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该通知发布时，非典疫情已近结束，阻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因素基本消除，暂不予受理实际上近乎不予受理。两相比较，后者不仅明确法律保障有效应急，也强调法律规范应急活动，更为全面地体现了行政应急性原则对应急立法兼顾保权和控权的要求。

日常情况下，规则化、精细化的裁量基准制度是约束行政裁量的有效手段，但在应急时难免僵化迂阔，需要更为抽象的原则性约束，一方面为自由裁量权行使划定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又使执法者保留一定的判断、斟酌和选择空间，在法治基本价值与行政现实需求之间追求一种平衡[72]。张某某随后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清除行为违反《行政强制法》第44条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之规定。

[42]前注[5]，赵颖文，第42页。法院最终认定小榄镇政府的应急手段达到了消除隐患、防止发生自然灾害后果的目的，并没有对飞驰传媒公司造成过当的损害。

同月21日，武汉市某乡政府发出紧急通告，要求村内各户在22日晚8时前将各自房屋拆迁完毕，否则将于23日8时强行拆除。其适用场景是法律规定本身的例外。